至于揭发检举罪过的奏文，是用以严明法纪、廓清国政的。从前周代的太仆，就是负责纠正过失的官员;秦代的御史大夫，就是职掌法令条文的官吏;汉代设置御史中丞，则是主管弹劾罪过的监察官。所以，既然身为执法严厉的监察官，就应磨炼其气势，以求把弹奏写得像笔下生风、纸上结霜那样劲厉。读汉代孔光对董贤的弹奏，是如实列举其罪行;汉末路粹对孔融的奏本，却是捏造罪名。由此可见，在弹奏的写作上，名儒和险士的用心是大不相同的。至于西晋傅咸，为人刚劲正直，因此弹奏写得有力而深刻;东晋刘隗虽严峻正直，他的弹奏却写得有些粗疏：这也是各有其不同的情志所致。

后世的弹奏文，相互参酌，在不断运用中虽有新的发展，但和古代的基本格式没有什么大的差别。可是，制造铠甲的工匠是为了使人安全，制造弓箭的工匠，却是希望使人受其伤害;弹奏是为了纠正罪恶，也就势必写得深刻严峻。《诗经》里面批判毁谤好人的谗人，说要把这种人投给豺狼虎豹;《礼记》中痛恨无礼的人，把他比作鹦鹉和猩猩。墨翟攻击儒家，称之为公羊和大猪;孟轲讥讽墨家，就比之为禽兽。《诗经》、《礼记》、儒家、墨家，尚且如此，严峻的弹奏之文，又怎能避免?所以，一般人写这种文章，都是竞相辱骂，吹毛求疵，尖刻得深透骨髓，甚至以谩骂为能，大都失于折中。如果开辟礼的大门和义的道路，就可以此为准则，对不通过“礼门”越墙而过的人，就砍他的手，不走“义路”而走小道的人，就断他的脚;何须用暴躁丑恶的言辞，以无理谩骂为工巧呢?

所以，确立规范，衡量取舍，应以表达要义为主。必须做到说理有常规，用辞有法度，取法家的判断精神，用儒家的文辞采饰，不畏强暴的权势，使盛气流贯于笔墨之中;也不放任诡诈欺骗的人，使声势振动于竹简之外，这就可说是御史大夫的杰作，正直的壮举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