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大夫壶遂问：“当初孔子为什么作《春秋》呢？”太史公答道：“我听董先生说：　‘周朝的王道衰微了，孔子作鲁国的司寇，想振兴王道，可是诸侯陷害他，大夫阻挠他。孔子知道自己的主张在当时不会被采纳，王道不能推行，于是便把自己的是非褒贬寓于《春秋》所记的二百四十二年历史之中，作为天下的准则。他贬斥僭礼的诸侯，声讨犯上的大夫，衹不过是为了实行王道罢了。，孔子说：‘我想与其用空洞的说教去教育别人，还不如记载具体历史事件，因事见义，更为深切显明。’　

《春秋》一书，上能阐明三王之道，下能分辨人事的伦理纲常，判别嫌疑明辨是非，论定犹豫难决之事，表彰善良，贬斥丑恶，尊重贤能者，贱视不肖之徒，保存已灭亡国家的史迹，接续已断绝了的世系，弥补残缺，振兴衰废，这些都是王道中的要点。《易》是专讲天地、阴阳、四时、五行的，所以长于变化；《礼》是规范人伦的，所以长于行事；《书》是记载先王事迹的，所以长于政事；　《诗》是记载山川、溪谷、禽兽、草木、牝牡、雌雄的，所以长于风土人情；《乐》是论述音乐经典的，所以长于和谐；《春秋》明辨是非，所以长于治人。由此可见，《礼》用以节制人欲，《乐》用以发扬和气，《书》用以指导政事，《诗》用以表达思想感情，《易》用以阐明事物的变化，　《春秋》用以指导人们遵守道义。治理乱世，使它走向正轨，没有比《春秋》再合适不过的了。《春秋》文字数万，旨意数千，万物的离散聚合都集中在《春秋》裹面。在《春秋》中，记载着三十六起杀君事件和五十二个亡国事件，诸侯奔走逃亡不能保其国家的，简直无法统计。考察其所以如此，都是由于失去了礼义这个根本。

所以《易》说‘失之毫厘，差以千里，。因此‘臣弑君、子杀父，并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，而是逐步发展而来的’。做国君的不能不通晓《春秋》，否则前面有进谗言的则看不见，后面有奸贼作乱也不知道。作人臣的不能不通晓《春秋》，否则就不知道日常事务怎么处理才得当，遇到突变就不能采取权宜之计去应对。作人君、人父的，不能通晓《春秋》大义的，一定会蒙上首恶的罪名。作人臣、人子的。不通晓《春秋》大义的，一定会陷于篡弑的罪名而被诛杀。其实他们都以为是在做好事，却因为不知其道义所在，以致被加上了空洞的罪名也不敢推卸。不通晓礼义的宗旨，就会弄到君主不像君主、巨子不像臣子、父亲不像父亲、儿子不像儿子的地步。君主不像君主，就会受到臣下的干犯，臣子不像臣子就会被诛杀，父亲不像父亲，就没有人伦之道，儿子不像儿子就会忤逆不孝，这四种行为是天下最大的罪过。把天下最大罪过的罪名加在他们头上，他们也衹能接受而不敢推辞。因此说，《春秋》一书是礼义的根本。礼义的作用是禁绝坏事的发生，法律的作用是在坏事发生之后进行制裁；法律所起的作用显而易见，而礼义所起的防止作用却不易被人了解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