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必有之，今亦宜然。当晋未有书，而天下大乱，旧事荡灭， 君少长五都，游臣四方，华裔成败，皆当闻见，何不记述而有裁成？应仲远作《风 俗通》，崔子真作《政论》，蔡伯喈作《劝学篇》，史游作《急就章》，犹皆行于 世，便成没而不朽。仆虽无才，非志不立，故疾没世而无闻焉，所以自强不息也。 况国史明乎得失之迹，俱取散悉，此可兼济，何必围棋然后忘忧也！”纳喟然叹曰： “非不悦子之道，力不足耳。”乃言之于帝曰：“自古小国犹有史官，况于大府， 安可不置。”因举隐，称“清纯亮直，学思沈敏，五经、群史多所综悉，且好学不 倦，从善如流。若使修著一代之典，褒贬与夺，诚一时之俊也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