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公堂上的问官，他是个中国人，也应该问个明白，何以也这样一问也不问，就判断了呢？”述农道：“这里面有两层道理：一层是上海租界的官司，除非认真的一件大事，方才有两面审问的；其余打架细故，非但不问被告，并且连原告也不问，只凭着包探、巡捕的话就算了。他的意思，还以为那包探、巡捕是办公的人，一定公正的呢，哪里知道就有这把总升巡捕的那一桩前情后节呢。第二层，这会审公堂的华官，虽然担着个会审的名目，其实犹如木偶一般，见了外国人就害怕的了不得，生怕得罪了外国人，外国人告诉了上司，撤了差，磕碎了饭碗，所以平日问案，外国人说甚么就是甚么。这巡捕是外国人用的，他平日见了，也要带三分惧怕，何况这回巡捕做了原告，自然不问青红皂白，要惩办被告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