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后就是在六十年代初期，我们一同参加一个代表团到开罗去，回来在广东从化休息。郭老，茅公，夏衍同志要打“百分”，拉我去凑数，茅公幽默地称我为“该老太太”。在这中间，我们还为一件事打赌，我忘了是什么事，他输给我一张亲笔写的条幅，字迹十分秀劲，我还没有来得及去裱，十年浩劫中被抄走了，一直没有下落！ 　　从茅公，我就想到许多朋友，如郭老，如老舍，如振铎……他们都是当时文坛上朵朵怒放的奇花，花褪残红后，结了硕大深红的果子，果熟蒂落，他们一个个地把自己贡献出来，他们的果核又埋在祖国的大地上，重新萌芽，开花，结果，代代不绝！ 　　这是我现在的感想，我心里非常平静，茅公遗留给我们的深红的果实，是无比地硕大芬香的，茅公这八十五年的光阴并没有白过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