说的话是为了表达意思的。说的话和意思相违背，是凶险的。造成国家混乱的习俗是，流言很多，却不顾事实如何，一些人极力互相诋毁，一些人极力互相吹捧，诋毁的，吹捧的分别结成朋党，众口喧嚣，气势冲天，贤与不肖不能分辨。靠着这些来治理国家，贤明的君主尚且会感到疑惑，更何况不贤明的君主呢?疑惑之人的祸患是，自己不感到疑惑。所以得道之人能在疑惑之中悟出事物的道理，能在昏暗之中看到光明的境界。亡国的君主，自己不感到疑惑，所以就与夏桀、商村、周幽王、周厉王一样了。这样看来，那些遭到灭亡的国家，都是沿着这条路走的了。

郑国很多人把新法令悬挂起来，子产命令不要悬挂法令，邓析就对新法加以修饰。子产命令不要修饰新法，邓析就把新法弄得很偏颇。子产的命令无穷无尽，邓析对付的办法也就无穷无尽。这样一来，可以的与不可以的就无法辨别了。可以的与不可以的无法辨别，却用以施加赏罚，那么赏罚越厉害，混乱就会越厉害。这是治理国家的禁忌。所以，如果善辩但却不符合事理就会奸巧，如果聪明但却不符合事理就会狡诈。狡诈奸巧的人，是先王所惩处的人。事理，是判断是非的根本啊。

清水很大，郑国有个富人淹死了，有个人得到了这人的尸体。富人家里请求赎买尸体，得到尸体的那个人要的钱很多。富人家里把这情况告诉了邓析，邓析说：“你安心等待。那个人一定无处去卖尸体了。”得到尸体的人对此很担忧，把这情况告诉了邓析，邓析又回答说：“你安心等待。这人一定无处再去买尸体了。”那些诋毁忠臣的人，与此很相似。忠臣没有功劳不能得到人民拥护，就拿他们没有功劳不能得到人民拥护诋毁他们，他们有功劳得到人民拥护，就又拿他们有功努得到人民拥护诋毁他们。君主中没有原则的，就无了解这种情况。无法了解这种情况，难道不是很可悲吗?比干、苌弘就是因此而被杀死的，箕子、商容就是因此受到猜疑的，范蠡、伍子胥就是因此而泛舟五湖、流尸干江的，生死，存亡、安危，都由此产生出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