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晋书·刑法志》节选译文

当时皇帝采用权宜之计行事，还没有能够听从。但是河东卫展为晋王大理，考证出过去的事有不合情的，又上疏说：“现在施行诏书，有用拷打儿子来指证父亲的死刑的，有的鞭打父母审问儿子在什么地方。近来主管人所说的《庚寅诏书》，全家逃亡家长被杀。如果家长是逃亡主犯，即使杀了他也可以。假如子孙犯了罪，将要拷打祖父逃亡，逃亡是子孙，但是父亲祖父承担了酷刑。损伤了道理和教化，这样的情况很多。互相保护的道义被违背，那么君臣的大义就要毁坏;君臣大义毁坏，那么犯上作乱的奸恶行为就滋生了。秦朝法网严密文词峻酷，汉朝建立以后，扫除烦杂苛酷的法律，风移俗易，法律几乎可以放置不用。帝王改朝换代，不得不荡涤污秽，疏通滞塞。现在韶书应该清除旧法的很多，有对今天有利的，就写进正条，那么法律差不多可以简易了。”元帝下令说：“礼乐不兴盛，就会使刑罚不适当，因此申明处罚整饬法律，是先王所慎重的。自从元康以来，事故再三出现，法律越来越多。大理所上的意见，应该在朝堂上商议，删除诏书中不可施行的，这是孤所向往的。”

到了皇帝登上皇位后，卫展任廷尉，又上疏说：“古代的肉刑，事经前代的圣人，汉文帝废除了，增加大辟。现在人口稀少，一百户剩不了一户，但是刑法非常重，不合勾践养育百姓的思想。我认为应该恢复古代的肉刑，用以光大太平盛世的教化。”皇帝诏令朝廷内外都讨论。于是骠骑将军王导、太常贺循、侍中纪瞻、中书郎庾亮、大将军谘议参军梅陶、散骑郎张嶷等商议，认为：“肉刑的制度，由来已经很远了。自从上古开始，到了三代，圣哲明王都没有更改。岂能是汉文帝这样的寻常君主能改变的吗!当时萧何、曹参已经去世，周勃、灌婴这些人不能端正大义。到了班固深入地论述这件事，认为表面上有轻刑的名声，内裹实际上致人死命。而且死刑太重，生刑太轻，生刑使上面的人放纵，死刑使下面的人怨愤，轻重失当，所以刑政不适中。而且，推究先王制定刑罚，不是用来发泄愤怒的，不是用来残害人的，是用来制止奸恶的，是用来惩罚犯罪的。现在有小偷窃取别人的财物，有淫贼奸污别人的女子，逃亡的人躲避反叛的徭役，都不杀害，就对他们施加刑罚。施加刑罚就可以了，但却要处死，对他所犯的罪来说，处死太重了，死了不能复生，在这方面放纵残暴，每年都有很大的数量。这是仁人君子所不忍心听到的，何况在国政上施行呢!至于被名称迷惑而不熟悉实际，憎恶犯人活着而催促他死，这是害怕水而抛弃了船，为避开坎穴而踏入水井中，连愚夫都比不上，对国政来说有什么可取的呢!现在大晋中兴，遵循古代的典制，沿袭过去的章程，发明千年晦涩难解的含义，拯救屡遭残害的百姓，使皇典在遭废除后重新起用，使老百姓死而复生，大义畅行于三代之际，遣风播扬在百世之后，使枯骨长肉，恩惠遍及整个世界，岂不是好!糊涂的人竟然说，杀人还不能惩戒，何况刑罚?但是人是糊涂的，是最愚蠢的，即使杀了他，很快就变为灰土，死亡的事一天天过去，生存的欲望天天都存在，不会因此而改变。如果在市集上用刑，让人们经常能以此为鉴戒，受刑罚的人叹息作恶的长久悔恨，邪恶的人看见了脚被砍后永久的残废，因此值得恐惧。这以后才知道先王用轻刑来统治百姓，用显明的告诫来惩治愚蠢，它的道理是很深刻的。”

尚书令刁协、尚书薛兼等商议，认为：“圣上哀怜处于破败荒凉之处的百姓，痛心犯了死罪的人们，想用刖刑来代替死刑，使犯了死罪的人能够留下性命，那么普天下都会蒙受再生的恩泽，广大百姓必定会感怀恩德而受到感化。现在中兴国运隆盛，大命惟新，确实应该设立宽松的法律来化育人民。但是害怕小人们愚昧无知。喜好平时看见的，忽视珍贵的消息，有时还不能完全归服。我认为行刑的时候，先申明法令，喜欢受刑的就行刖刑，甘心去死的就杀，那么他们的心就一定会归服。古代的制度是刑不上大夫，现在的士人如果有犯罪的，我认为应该依旧例，不在行刑之列，那就进退都适当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