现在圣上德通神明，继位承业，也怜惜文章错乱，学士们这么多，虽明白真情，仍然迟疑谦让，愿意和士君子一样。所以下发明诏，辩论《左氏》是否可立，派近臣奉上旨令，要来扶助微弱，和两三个君子同心合力，希望重立被废弃的经传。现在却并非如此，深藏坚拒，不肯论辩，苟且以不诵习而灭绝它，想来堵塞仅剩的大道，灭绝精微的学问。可以和他分享成果，难于和他考虑创业，这是老百姓的做法，不是名士君子所为。并且这几家的事，都是先帝亲自谈及，现在皇上考查，那些古文旧书，都有验证，内外相合，难道是苟且就能罢休的吗!

礼丧失则到民间去找，古文不是更胜于民间吗?以前博士《书》有欧阳，　《春秋》有公羊，　《易》则有施、孟，但孝宣皇帝还广泛设立《谷梁春秋》，《梁丘易》，《大小夏侯尚书》，虽然义旨不同，但仍然一起设置。为什么呢?与其因为它有错误而废弃它，宁可错误丫而设立它。传解说：“文武之道没有坠于地上，而在人间；贤人记大的方面，不贤的人记小的方面。”现在这几家的言论，是并有大小的义旨的，怎么能偏废呢!如果一定要独断守缺，同门结党，嫉妒真道，违背明诏，丧失圣意，被文官们的议论所淹没，我很希望这两三个君子不要这样做。

他的话非常深切，儒士们都很怨恨。这时名儒光禄大夫龚胜因刘歆致书向上陈述而深深自责，希望请求骸骨回家。至于儒者师丹是大司空，也大怒，上奏刘歆改乱旧章，毁谤先帝所立之学。皇上说：“刘歆想推广道术，又怎能当作毁谤呢?”刘歆从此冒犯了执政大臣，被众儒诽谤，害怕被杀，请求出京补为官吏，做河内太守。因宗室不应主管三河，转为五原太守，后来又转到涿郡，共做过三郡太守。几年后，因病免官，从家中起用又做安定属国都尉。正逢哀帝崩，王莽主政，王莽年少时和刘歆都做黄门郎，器重他，禀告太后。太后留刘歆做右曹太中大夫，升中垒校尉，羲和，京兆尹，让他主管明堂辟雍，封为红休侯。主管儒林史卜官，考订乐律和历法，着《三统历谱》。

起初，刘歆在建平元年改名秀，字颖叔。到王莽篡位，刘歆做国师，后面的事都在《莽传》。

赞曰：仲尼感叹“贤才难得，不是真的吗!”孔子以后，著书的人多了，衹有孟轲、孙况、董仲舒、司马迁、刘向、扬雄，这几位先生，都博物洽闻，通晓古今，言论对时世有益。传说“圣人不出现，这之间一定有著名于当世的人。”不是很有道理吗?刘氏《洪范论》发挥《大传》，昭明天人相应；　《七略》分辩艺文，理出百家的头绪；《三统历谱》测定曰月五星的分度。究极根本，大有深意。啊!刘向论述山陵的告诫，在今天来察看，令人哀痛!指明梓木之柱的事来推断废兴，多么明白啊!难道不是直信多识，古人所说的益友吗!